第一章 由灵媒转变为基督徒

1886年4月1日，亚瑟·沃金顿·宾克（Arthur Walkington Pink）出生于特伦特河（River Trent）畔的诺丁汉，这里位于当时被称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中部。当时，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已有半个世纪，期间英国蒸蒸日上，一片繁荣。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第三任侯爵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的治理下，英国统治着四分之一的地球。在50年前的政治动乱中，诺丁汉城堡被贫穷饥饿的暴民摧毁，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这个城市正享受着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像公共澡堂、图书馆、公园和有轨电车。

此时的诺丁汉大约有20万人口，正处在工业革命时期。当地有几家铸铁厂，也有出产织物、服装和自行车的工厂。尽管如此，周边的村庄基本没受影响，方圆一千平方英里内，大都种着谷物、小麦、大麦和燕麦等农作物，也仍保留着像舍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这样的原始森林。

总的来讲，英国国内的乐观情绪也影响着基督教。有人发声，警示信徒，虽人数不多，但很久后，人们都已忘记了那些流行的演说家，却还记得这些警告的声音。在长期事工生涯即将结束时，利物浦主教莱尔毫不犹豫地说，“总的来说，（这个时代的）基督教处在刚硬、不信、迷信和自义之中，比我们主在世时的犹太教好不到哪去”¹

与莱尔看法相同的人不多，司布真是其中之一。在宾克出生当月，这位51岁的浸信会牧师在他《刀与剑》（The Sword and the Trowel）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为当今进一言》（A Word for the Hour），其中一段如下：

宾克的父母可能读过这段话，因为在宾克这样的家庭中，司布真的《刀与剑》月刊有两万份发行量。1849年，宾克的父亲托马斯·克莱门特·宾克（Thomas Clement Pink）出生在诺丁汉附近。宾克出生时，他父亲38岁左右。关于宾克父亲的一生，我们知之甚少。可以确定的是，他经历过丧亲之痛。根据1881年的人口普查，他居住在切斯特菲尔德市（Chesterfield）科布登路（Cobden Road）15号。那时，他妻子是28岁的莎拉·奥古斯塔（Sarah Augusta），来自爱尔兰的斯莱戈郡（County Sligo）。应该在不久后，莎拉就去世了。到1884年，宾克的父亲已搬到诺丁汉。同年，他在那里和来自贝尔珀（Belper）的艾格尼丝·安·亨特（Agnes Ann Hunter）结婚。两年后，他们的大儿子亚瑟·宾克出生。那时，他们住在诺丁汉市弗朗西斯大街（Francis Street）克莱尔蒙特排房（Claremont Terrace）4号。

宾克的出生证明上写着，他父亲的职业是“谷物交易商”，而在当地1887年的商业目录中，托马斯·宾克是“谷物磨坊主”。

他是自己做生意，至少一部分生意是经营谷物饼，供家畜食用。宾克五岁时，他们家搬到更为宽敞的纽斯特德·格罗夫路（Newstead Grove）9号，从这点可以判断，宾克的父亲工作努力，生意兴隆。宾克自己也提到了这一点：

笔者的父亲是一位异常忙碌的商人：忙到在30多年里，他从未连续休息过三天。他是一位谷物商人，从市场回来后，就开始整理账务。因此，多年来周六晚上11:50前，他从未休息过。²

190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托马斯·宾克52岁，妻子51岁，家里有三个孩子：亚瑟，14岁；弗兰克，13岁；艾格尼丝·露易丝，11岁。他的职业与以前一样。

图 1 克莱尔蒙特庄园（Claremont Terrace），诺丁汉，宾克出生之地。
照片承蒙贝克（R. Baker）提供。

从宾克的文章里，我们能对他父母有更多了解，比如对基督教信仰的委身，以及在出生前，母亲就已把他献给了基督。宾克父母恪守圣经教导，他后来回忆道：“每天，我们家都会收到邮件，包括周日。邮件里常有重要商业信函，但从未在主日拆过。我们家也从没订过周日发行的报纸，甚至在布尔战争（Boer war，译注：指1899年10月11日至1902年5月31日，英国同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为争夺南非领土和资源进行的一场战争，又称南非战争）期间也不例外。在我们小时候，一到周六晚上，所有玩具都会被收起来，插图版的《天路历程》和福克斯的《殉道史》之类的书就拿了出来。” ³

当然，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家庭都这么做，但在克莱尔蒙特排房的宾克家里，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宾克父母对基督的忠心与敬虔。宾克有一次写道：“小时候，我多次问过父亲，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把鞋擦的锃亮？每次，他都答道‘我要把鞋擦的尽可能亮，就像主耶稣要穿它们一样’”。

在写到父亲经常在周六工作很晚后，宾克继续写道：

关于周日，宾克还记得：“一大早，父亲就给我们读圣经，来开始周日这一天”，他还记得“唱诗歌的时间很少”。后来，宾克经常引用这面这段话，这是他小时候学的：

安息日若过的好
就会带来下一周的满足
也会给接下来的辛劳带来力量
但若未守安息日
无论得到什么
都必带来悲伤。⁴

16岁时，宾克无意间听到父母的一段对话，后来一直记得，这让我们对他父亲的性格有了另外一丝了解。那是1902年春的一次早餐，等宾克到餐桌时，父母已经到了，父亲在读报纸，得知大不列颠正在筹备64年来的第一次英王加冕礼。“在早饭吃到一半时，他对母亲说‘噢，我很遗憾看到这样的措辞’。母亲说：‘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说？’ 父亲说：‘报纸上有则声明，说爱德华王子将于某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受冕成为英王，但在声明里，没写若上帝许可（Deo volente, God willing）这几个字’”。这番话宾克一直记得，原因是在原定加冕那天，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得了阑尾炎，加冕礼不得不推迟。⁵

对宾克的童年和青年，我们基本一无所知。他是否就读于离纽斯特德·格罗夫路（Newstead Grove）最近的当地学校，是否也和其他青少年一起，在夏天的炎炎烈日下，站在特伦托大桥（Trent Bridge）上观看板球比赛，是否拥有一辆诺丁汉最新款自行车，在舍伍德森林骑行——所有这些事都未记录下来。从学业方面看，宾克受过良好教育，与同时期许多孩子不同，他16岁才从学校毕业。当然，后来的人生表明，他的思想训练有素，熟悉英国文学和一般历史。他似曾对音乐特别感兴趣，可以自称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音乐人，不论声乐或器乐”。⁶

很清楚的是，在宾克、弟弟弗兰克和妹妹露易丝长大后，他们早期接受的《圣经》教育并未显出成果，三个孩子似乎都慢慢失去了信仰。宾克的情况是，他似乎受到了无宗教背景同龄人的影响。后来忆起这段时期时，他提到了‘我年轻时代不敬虔的同伴’，并说，在这段精力充沛行为轻率的日子，有“多次，他处于危险边缘，与死神仅一面之隔”。不管这些出格的事是什么，他父母可能都不知情。但让他父母难过的是，宾克人生出现的另一个转折，对此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就是：长子宾克不但远离基督教信仰，而且还转向神智学（Theosophy）。

神智学是一种异教（cult），尽管1875年才成为一个社会团体，却宣称拥有一种特殊知识（神智意即神的智慧），据说通过成员间的兄弟情义，得以代代相传。20世纪初，他们在英国最出名的出版物是月刊《路西法》（Lucifer，译注：即魔鬼），这清楚表明这一宗教的反基督教性质。其主导杂志是《神智者》（The Theosophist），当时每月在总部印度马德拉斯市（Madras）发行，以玄奥的形式宣扬东方宗教的“智慧”，包括相信灵魂转世。该宗教否认上帝的位格（以及基督教的超自然部分），宣称能统一所有宗教，使全世界彼此相爱。在19世纪，其主要“传播者”（messenger）是俄国的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1831-1891），之后是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1847-1933），她于1873年离开其牧师丈夫，投身于政治、神秘主义和东方宗教。从1907年到离世，她一直担任神智学会主席。

我们无从得知，宾克为何被神智学所吸引。或与他人一样，皆因神智学会宣称，能经历超自然现象。可以确定，其做法与通灵术类似。后来，在一次关于此主题的演讲中，宾克说，通灵术相信能与亡灵沟通，乃神智学之“先驱”。他说，许多人之所以被神智学吸引，开始只因好奇，而后是想搞清楚，神智学说属灵世界真存在，其证据是否可信。他写到：“几乎我遇到的每个通灵者在刚开始对超自然现象根本不信”，然后，当“他们看到，这些超自然现象是真的时，就接受了给出的解释。”⁷

这很可能是宾克的亲身经历，在同时代其他年轻人的传记里，也记载了神智学同样对他们的吸引。比如，金纯仁（G. Whitefield Guinness）的传记中写到，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他和其他一些来自基督教家庭的同学参加过一个通灵会，记载如下：

大约过了20分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他们围坐的桌子没有对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这时，他们已经明显很累了。灵媒劝他们“再等两分钟”，这时，桌子开始动起来，一圈的一圈转，然后转到房间右边。人们的兴致被调动起来了，大家开始不停提问——击打地板两下表示“No”，击打三下表示“Yes”。一个人问，他弟弟是否通过了考试（他刚刚已得知结果），桌子给出了正确的回答。另一个人想知道，某个书架上有多少本书，这个书架上挂着帘子，没在灵媒房间里，桌子回答49，答案证明非常准确。在将近一小时里，他们不停问问题，而所有的回答都正确。

由于兴趣被极大激发了起来，他们现在开始问更严肃的问题。他们问，多长时间可以成为会员，参加多少次通灵会后可以成为灵媒？….［金纯仁被告知‘13或14次’］。金纯仁奇怪地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悄悄接近他们，因此开始觉得不舒服。那时，他想起《约翰一书》4：1-3：“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于是，他冷静问道：“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曾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过吗？”桌子径直升起大约两尺，撞击出清楚的“No！”，这打破了原有的氛围，金纯仁与通灵术的来往就此画上了句号。有些人继续下去，后被通灵术所奴役，悔不该当初深陷其中。⁸

宾克却没这么早逃脱。最初只是感兴趣，很清楚，后来他变成了全身心投入。他在神智学会聚会上发表演说，与神智学会伦敦总部关系密切，《路西法》期刊就是来自那里，在一张当时神智学会部分负责人的合影里，宾克也在其中。

当宾克在以雄辩的口才传播神智学时，消息传到马德拉斯的贝赞特夫人那里，她开始和宾克通信，并随后提议授予宾克头衔，这一头衔能让他身列神智学会主要负责人中，很显然，要接受这一尊荣，就得要搬到印度去。宾克最亲密的一个朋友也是神智学的追随者，但并未被这一提议打动。这个人是专业的歌剧演唱家，对宾克的男中音评价很高，他极力鼓励宾克从事歌剧演唱事业。尽管这时，他们俩一起去了巴黎，但对宾克来说，贝赞特夫人提供的头衔比音乐更有吸引力，宾克接受了这一头衔。后来，他评论说：这一头衔‘满足了（他的）自负’，他描述整个神智学体系的特点是“诉诸血气，迎合虚荣，高举人性”。在提到有段时间，他是怎样被神智学吸引，路易斯（C. S. Lewis）也说了同样的话：

要是说，这个世界上有种神秘的知识，只有很少人知道，而大多数人对此表示藐视，这种想法反而增加了神智学的吸引力….获得这种知识的途径是魔术，而不管从基督教还是理性主义角度来看，这都是世界上最不正统的事，而这当然会吸引我心里的叛逆。⁹

我们不知道，宾克什么时候接收到贝赞特夫人的提议。可能是在1908年初，因为我们知道，那年他仍在诺丁汉。那时，他22岁，深深沉迷于神智学。后来，他写到：“5年前，我是一个灵媒”，做着“神视，通灵，巫术治疗”¹⁰的事。这段时期，宾克在商业界工作谋生。他也继续住在家里，从中，我们得知父母对他的耐心。对宾克的行为，父母很难过，为他祷告，也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父亲总是等到宾克在深夜聚会完回到家，让宾克恼火的是，在说“晚安”时，父亲同时会说一些短小精辟的圣经经文。1908年，在这样一个晚上，当宾克匆忙经过父亲，冲到楼上他房间时，他收到的经文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14：12）。他关上卧室门，想为神智学会一个重要年度会议的演讲做些准备，这个会议将在那周的周五晚上举行，那时，这段经文一直在他脑海里，使他无法集中精力，准备那个演讲。查尔斯和埃尔希·普雷塞尔（Charles and Elsie Pressel）讲述了接着发生的事：

宾克在神智学会的最后一次演讲是一篇福音信息，关于真正的上帝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救恩。几年后，他所写下的一定是当时他在演讲里说的。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离开了通灵术和神智学”，然后回答道：‘因为我的灵魂无法得到满足。我在试图拯救自己。在罪的重压下，我的良心无法得到平安，我不能确定我的罪得赦免了，没有能力从罪中得到解脱，内心得不到满足。我发现，我不能拯救自己，于是来到祂面前，只有祂才能救我。“哦，基督！你是我所有的需要，超过我在你里面找到的。”¹¹

1908年，在那个周五晚上的神智学会议上，似乎没有人认同他的看法。只有他一个人宣告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独自一人退出神智学会。后来，他写道：“我还没见过哪个灵媒，向基督跪拜，认他为主的”¹²。根据上文所引用宾克的见证，他的归信并非来自长期内心的不满，因为他在别的地方说过，他是在对上帝的反叛当中，被瞬间击倒的。“在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深刻的需要，没想寻找一位救主之时”，基督“抓住了他”。宾克毫不怀疑，跟每个真正的归信一样，他的归信是从撒旦的权势下得到了解脱。现在，他看到了撒旦能力的本质，这是他以前没看到的。现在，他看到了通灵术的真相，确实，一些声称有超自然透视能力的人可能只是一些骗子，但他的看法并非如此，他确信“自然的原因不可能解释所有这些现象”。许多通灵得来的信息是真的，但并非来自死去的人，而是来自邪灵，他们假扮去世之人。上帝把他从最深的黑暗中召了出来，后来，要是他再回到这个话题，一些黑暗的东西就会回到他。1919年，他和一个人长期通信，此人身陷通灵术，似乎正想从中解脱出来，他对一个朋友评论说：

这次通信成了我的负担：撒旦极力用它给我制造障碍。每当我把思想和注意力转回到通灵术，我总是深受其害。¹³

在离开神智学的前两年里，宾克继续他的日常工作，但在卧室里，圣经始终是打开的。他每天读十章圣经，外加“十多分钟”对特定部分的特别学习，一周七天都是如此。除此之外，每天默想一节特别的经文，他把经文写在纸条上，随身携带，有空时看，“祈求上帝，让我看到经文的属灵含义，把经文写在我心里”。在把这一做法推荐给其他人时，他说：“作者在电车上记住了整个《以弗所书》，每次记一节”¹⁴。在不上班时，他可以花上10个小时，愉悦地研读圣经。

他如此认真地学习圣经，一部分原因是他确信，他会一生从事福音事工。1934年，在简短总结早期人生时，他写道：

同年，他第一次在一个基督教聚会上讲道。他在1948年回忆道：

40年前，编者第一次讲道。那次讲道是在一个700多人的聚会上，经文是“我不以福音为耻”（《罗马书》1章16节）。尽管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公开演讲，但确实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特别是由于，这是在我们家乡诺丁汉。¹⁵

关于宾克所成长的教会和宗派，我们无从可查。我们将看到，他第一任牧职是在公理会，这很可能也是他自己的宗派。下面这句话简短描述了，他归信后，我们所有知道他参加教会活动的情况：“偶尔，我也参加不同地方的聚会，但更多的时候，我会在一个地方，在那里，我的灵魂得到了最多的益处”。¹⁶很显然，他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一位是他父亲一个年长的朋友，住在6英里外，宾克定期步行到他家里，和他们一起谈论关于基督和圣经。这些朋友很快意识到，宾克的职业生涯不是在商业上，每当宾克和他们谈起他的将来，他们一般都建议宾克到英国的神学院深造。然而，尽管还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宾克也能意识到这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在那时，英国的基督教神学教育正处在一个影响深远的变革中。这是因不再相信圣经的权威，从而普遍削弱了对福音派和基于圣经的基督教的委身。这一改变主要来自一些机构，而当初，成立这些机构恰恰是为了培养从事福音事工的人。

这一变革影响到所有宗派，如果我们推断正确，宾克他们家在诺丁汉属于公理会，那么他们宗派受到的影响尤其大。此时，在伦敦都市教堂（City Temple London）坎贝尔牧师（Rev. R. J. Campbell）的领导下，公理会正处在所谓的“新神学之争”（New Theology Controversy）中。在牛津上学时，坎贝尔受到的教育是，基督教不依赖于“圣经记载的无误”。现在，他正忙着传播这种说法。1910年，公理会的负责人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然而达成的结论却是，不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正在发生的事态。事实上，圣经“高等批判”已被广泛接受，无法压制了。¹⁷

在公理会中，对这种流行思潮持不同意见的是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坎贝尔·摩根博士（Dr. Campbell Morgan）。值得注意的是，摩根似乎与大西洋彼岸的人看法更近，超过许多他的英国同行。司布真晚年也是如此。现在，宾克的想法开始转向美国。在英国，人们仍然记得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慕迪（D. L. Moody）的来访，会说起他宣讲的简单明了的福音信息，造就了许多人。因此，宾克没有去马德拉斯，而是去了芝加哥：“作为一个24岁的年轻人，在我所敬重之人的建议下，1910年7月，我乘船离开英国，到慕迪圣经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¹⁸

至于为何未通过正常英国途径进入事工，宾克的答案非常明确。由于已经在一个不信的学校接受了教育，他不想再去另一个：

我拒绝了所有朋友的建议和劝告（除了我父母），决定与他们保持距离，自己决定到哪所神学院就读，我从未后悔过这一决定。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不受错误教义的“污染”，虽然许多人认为并非如此。在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滥交是败坏善行”的前一句是“你们不要自欺”，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许多人都被欺骗了！¹⁹

对这趟3000多英里的旅程，宾克有什么感想，没有记录保留下来。关于他的跨大西洋之旅，对纽约的第一印象，以及在那个时代，旅行者经常提及纽约市里的马匹、噪音和尘土，前往中西部的长途火车之旅，在那里，芝加哥是密歇根湖畔的大型贸易中心，关于这些，一点记载也没留下来。十年前，另一个英国人给出了对芝加哥充满活力生活的第一印象：

在芝加哥，人们把帽子戴在脑后，说话的语速是每分钟200个单词，在5分钟内狼吐虎咽吃完一顿美国午餐，每个人都吸烟，并嚼口香糖。在这些像充了电的人群中，人们会觉得大不列颠人像得了风湿病一样，整天碌碌无为。在市里，你碰到的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完美的商业计划…都是世界上最有上进心的人。²⁰

宾克在圣经学院（Bible Institute），因此毫无疑问，所看到的也会有些不同。他第一件事是每天去听讲座，主讲老师是59岁的詹姆斯·格雷博士（Dr. James M. Gray）和出生在英国的威廉·埃文斯博士（Dr. William Evans）。慕迪圣经学院强调“实际的基督徒工作”，因此，早上讲座结束后，宾克也一定经常乘坐学院的“公共福音马车”，去街头布道，或去监狱或医院探访。周日，他应该和同学一起，前往宏伟的慕迪纪念教堂，狄克逊博士（Dr. A. C. Dixon）在这个教堂的福音事工极负盛誉，宾克在那里时，是狄克逊博士事工的最后一年。下一年（1911年），狄克逊将前往伦敦，在司布真的会幕教堂，开始下一任牧职。狄克逊的传记作者这样描述他的芝加哥时期：“根据慕迪教堂的记录，每年有五百到一千人归信。”²¹

宾克在慕迪圣经学院只做了短暂停留。他向约翰·布莱克本（John Blackburn）回忆说：“在到那里六周后，我拜访了霍华德·波普博士（Dr. Howard Pope），说我想进入事工，不想再耽搁了，我觉得，在圣经学院是‘浪费我的时间’”²²。上面这句话不太可能是这次谈话的原话，因为波普博士非但没草率地把宾克打发走，还帮他找到了一个牧职。因此，在1910年7月底，在芝加哥待了不到两个月后，宾克前往锡尔弗敦（Silverton），担任那里的公理会牧师。锡尔弗敦是一个位于科罗拉多州圣胡安山脉（San Juan Mountains）上的小镇，海拔九千英尺以上（译注：相当于2743米）。他于8月2日星期三抵达那里。

图 3 锡尔弗顿（Silverton），科罗拉多州，宾克于1910至1912年间在此牧会。
（照片摄于1980年代，此时当地人口已降至800人左右。）

宾克之所以突然改变计划，应该并非不满慕迪圣经学院的教导；我们怀疑，是因那里的教学方式不成熟。另一位同时期的学生告诉我们，格雷博士操着波士顿口音，用类似下面的话，指导他年轻的听众学习：“要自己记住圣经，而不是请求上帝帮你记住”²³。长期以来，宾克已经习惯努力学习，早已熟读英文圣经，那些对比他年轻同龄人的谆谆教导，他显然已经不需要了。《司可福串注圣经》是慕迪圣经学院使用的一本主要参考书，或许宾克也很清楚，格雷博士的一部分重要思想反映在这本书里。去科罗拉多时，他也带了这本书，在那里，他希望有充分时间，掌握这本书里许多对圣经的注解。

多年后，提到在锡尔弗敦第一任牧职时，宾克称那里是“一个矿区”。作为对锡尔弗敦的描述，这个词多少有些误导。科罗拉多州是美国第15大州，面积是法国的一半，是美国最重要的黄金白银产地。随着周围山脉广泛的矿产开采，位于里约·德·拉斯阿尼马斯（Rio De Las Animas）的锡尔弗敦社区已经发展起来，在宾克到达时，作为一个发展成型的城镇，那里已有30多年历史。1880年，公理会把教堂建在里斯大街（Reese Street）和第11大街交汇处，1885年，加盖了教堂尖塔。其他同时期的主要建筑有：建于1876年和1885年的两个百货商店，和建成于1883年的帝国大饭店（Grand Imperial Hotel）。在20世纪头十年，当地的建筑成倍增加，宾克到达前一年，作为标志建筑的镇政府办公楼完工。镇上也有自己的报纸《锡尔弗敦标准报》（Silverton Standard），号称是科罗拉多州西部历史最悠久的商号。在1910年8月6日那期，该报以“新任公理会牧师”为题，用下面这段话欢迎新到任的牧师：

图 4 锡尔弗顿第一公理会教堂与牧师住宅。
本照片与前一张照片均承蒙汤姆·怀特（Tom White）提供。

宾克的新职责很快来临了。在到达后第三天，镇上最年长之一的居民乔治·霍林斯沃思（George Hollingsworth）去世，葬礼在接下来的周三举行，由他主持。据《锡尔弗敦标准报》报道，这次葬礼是“镇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宾克基本上无法得知，死者是否真如该报所说，“在世时品德高尚”。据《锡尔弗敦标准报》编辑报道，霍林思沃恩先生“卸下了今生苦难的十字架，超越死亡，在永恒福祉的国度里，戴上了荣耀的冠冕”²⁴。这一措词表明，该镇有着良好的宗教氛围。多年后，宾克这样描述这里的情况：

在第一任牧职期间，我们主要对抗的错误是，得救靠个人修养和自我改变。因此，我们把着重点放在我们主说的“你们必须重生”（约3:3,5,7）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向听众表明，为了进上帝的国，靠自己努力远远不够，而需更深刻的改变；对于一个未重生之人，教育、禁欲和宗教上的装饰都无法使他适合永远居住在圣洁的天堂里。²⁵

宾克遗留下来的笔记本中，最早的几页可能就是出自这一时期，其中一页是一篇讲章大纲，就是为上面提到的情形而准备。讲章的题目是《重生》，内容如下：²⁶

图 5 1910年的宾克。
承蒙位于科罗拉多州锡尔弗顿的圣胡安县历史协会提供。

宾克对1911年在锡尔弗敦的另一篇讲章做了编辑，后正式出版。这篇讲章名为《注视十架上的基督》，强有力地宣告了人的罪和上帝的公义与恩典。宾克说，当信徒看到，基督担当了他的罪，跟他站在一起，信徒就会以十字架为荣耀：“在上帝眼中，他们是一体。基督代替我，担当了我的罪，信心使我相信这一事实。基督代替我，满足了上帝律法的每一条。基督代替我，付清了上帝公义所需的全部代价。因着基督，我在上帝面前被接纳，这是因为我穿戴了基督的完美义袍。（赛61:10）”²⁷

很清楚，从一开始起，作为一个基督徒，宾克所追求的就可用一节诗歌来总结，这节诗歌对他意味深长：

关于宾克在锡尔弗敦的每周日程安排，所有我们知道的，都是来自《锡尔弗敦标准报》上的一则公告，这则公告在他到达后的那周登出。这则公告以“公理会教堂”为题，内容是：

很显然，这个教堂传统上属于福音派，因为宾克才到了不到两周，不可能自己引入这些聚会。

锡尔弗敦还有另外两个教堂，一个是圣约翰圣公会教堂（St. John’s Episcopal Church），当时没有牧师，另一个是圣帕特里克天主教堂（St. Patrick’s Catholic Church），1905年，这个教堂把其主建筑换成了砖结构。提到后一个教堂的牧师，宾克说“我们开始熟悉起来”，很快，就谈起属灵的事，但后果宾克却始料未及：“关于天主教的每项教义和做法，他都乐意给我们找圣经依据，但当和他一起查考这些经文时（我们多次这样），我们惊奇地发现，他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误解圣经”。²⁸这件事向宾克表明，关于信仰的事，争辩是没用的，也同时证实了他的看法，深刻准确理解圣经是多么重要。他看到，要是认为，错误的教师“不能用圣经为他们的立场辩护”，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提到：“在第一任牧职期间，我在圣经内页上写着‘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申4:2）。在此之上，后来我们又增加了出4：12、赛51:16；55:11；多年来，在上讲坛前，我都会读这些经文。²⁹

宾克在锡尔弗敦呆了不到两年。关于他的离开，我们想知道更多，但在1912年4月20日的《锡尔弗敦标准报》上，所有的记载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