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我们信，因此如此说”

到目前为止，据我们对宾克一生的描述，似乎容易得出这一结论：宾克早在五十岁之前就应意识到，应当专注文字事工。现在对我们来说，这或许很清楚，但当时却绝非如此。宾克会提醒我们：“上帝在护理和恩典上的踪迹常‘何其难寻’（罗11:33），不仅我们自己觉得如此，在旁观者看来亦如此。比如上帝对待约伯的方式，就被约伯的‘友人’所误解。”

宾克的一些遭遇似乎表明，他的文字事工不太可能发挥多大作用。首先，整个基督教界都明显缺乏对“能滋养灵性之圣经注释”的需求，讲台和基督教出版机构通常都不提供此类作品。说到当代基督教出版物，宾克在1929年7月的《圣经研究》中写道：

大多博人眼球，诉诸知识；很少检视良心，滋养灵魂。即便其中佼佼者，也不过刊登许多当下宗教新闻，大多不能使人更近跟随上帝，令人悲哀。关于“时代记号”的作品读来令人激动，但不能使人更近与基督相交（communion with Christ）……这是因缺乏对圣经的解释，讲道和文字事工皆是。7年半前，我们应邀出版一份杂志，仅致力于圣经研究。我们竭力工作，以不负友人信任，但已得知，与我们预想不同，并无太多人欢迎这类事工。

宾克的早期作品并不畅销。盖柏林先生的出版机构位于纽约，1922年，在其发行的《我们的盼望》杂志上发表了宾克的第一本圣经注释《创世纪拾遗》。之后，宾克与基要主义渐行渐远，文字事工之门因此关闭。圣经真理出版社的赫伦丁先生住在斯文格，在1920年代中期，他已开始出版宾克的四卷本《约翰福音注释》，但到1929年第三卷发布时，宾克不得不给《圣经研究》读者解释，定价高（每卷2美元！）是因发行量少。[¹]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1938年2月27日，宾克写给洛威尔·格林说：“听说赫伦丁先生没接到多少《约翰福音注释》订单，对此我毫不吃惊”。因此，圣经真理出版社不可能考虑出版宾克的任何新书。洛威尔·格林希望，宾克在《圣经研究》上关于“上帝的惩罚”那些文章能结册出版，宾克答道：“把我关于‘上帝的惩罚’那些文章单独结册出版，这几乎不可能，十分抱歉。就算删减一二，篇幅也不会小，印一千份要一百美元。现今对这类书的需求实在太少，出版商卖不了多少本，‘入不敷出’。”²

到1930年代，读者对宾克作品的兴趣变得更少。按常理说，他的作品越接近清教徒，就越有可能跟那些清教徒作家一样，被人忽视。几乎同出一辙，那些传统神学家的作品也是如此被人遗忘的！在回复洛威尔·格林关于二手书的问题时，宾克写道：“上次我‘挨家’逛伦敦二手书店时，24家书店中，有22家告诉我，他们早已不卖任何神学书——因为没人买！”他向格林推荐了曼顿（Manton）、欧文（Owen）和古德温（Goodwin），然后加了一句：“要是能买到！”³

另一方面，不得不提的是，不仅大部分人对严肃基督教作品不感兴趣，到1936年，宾克《圣经研究》杂志的前景也令人堪忧。

10年前，也就是1926年底，宾克去掉了《圣经研究》的定价，取而代之的是这句话：“有意阅读者免费赠阅。”他如此做，似乎是为了严格践行如下原则：“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太10:8），另外也希望籍此扩大发行量，同时帮助那些负担不起订金的人。

一开始，结果喜人。“1927年的发行量超过之前任何一年。”⁴但很快，困难也清楚起来。对于一本免费杂志，要判断哪些人是真正的读者，这相当困难。任何人把地址发给宾克，就能免费收到杂志。当然，宾克在杂志上表明，期望得到能负担起杂志费用读者的帮助，也收到了捐赠。尽管如此，宾克还是面临资金问题，1929年3月期《圣经研究》上一则简短通告说明了这点：“本刊每周印刷邮寄费逾5英镑（合25美元）。各位读者有否尽当尽之义务？1928年全年，《圣经研究》寄送读者千余人，但无一人捐赠！”

宾克未从《圣经研究》中得到任何报酬。相反，那时他一定在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个杂志。宾克最后一次拿到薪酬是1928年，在悉尼。从那时到1930年底，他从讲道得到的报酬不足200美元（合40英镑）。1929年底，他在《圣经研究》的编辑致辞（Personal Word）中说：在杂志运营资金方面，“我们经历了严峻考验”。那时，宾克已回到美国，经历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崩溃，接着是长期严重的产业衰退”。在1930年底的编辑致辞中，没再提到遇到的困难。只是在1946年，宾克回忆说，1930年是“我们最难熬的一年”：“我们决定，就算停刊，也不欠任何债。我们为此向耶和华以勒（创22:14）祷告，祈求杂志所用资金……11月30日是《圣经研究》财务年度最后一天，那天早上我们赤字1.75美元（合7先令），信箱里什么也没有，下午还会送一次信，但我们几乎没在下午收到过信。然而那天下午，里面有一封，信里附了3美元，因此这一财政年度结余5先令。我们当然会有盈余：上帝从不使信靠祂的人失望！⁵

在整个1930年代，宾克都在尽力增加读者，以维持《圣经研究》的发行。每年都会寄杂志给可能感兴趣的新人，但许多时候无任何回复，宾克只好断定，这些人无兴趣订阅。1933年12月22日，他给约翰·布莱克本写道：“每年都会寄出几百份赠刊，但其中大部分杳无音信，第二年就不再寄了。”当年有350人是这种情况，宾克在《圣经研究》的专栏里写道：“我向你保证，我们也不想这么做，但对那些不感兴趣之人，或占他人慷慨便宜之人，我们不敢浪费赠刊。”1934年，宾克不再有讲道机会，在这一年，他说：“在过去几年里，本刊订阅人数略微持续减少。”在这之后，订阅人数有所增加，但并未持续下去。

1935年有段时间，宾克不得不暂时自己出钱，以维持杂志运转。宾克的朋友斯坦利和普雷塞尔承担美国的代理，1935年7月14日，他写给他们说：

斯坦利的结论是“毫无疑问，大部分读者把信和订金直接寄给了你（译注：指宾克）”，鉴于你收到的信和订金这么少，这么说很自然，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几乎所有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读者都杳无音信；事实上，要不是英格兰和苏格兰读者的订金，最近四期的《圣经研究》就无法付梓。除了你收到的小部分订金外，从美国收到的订金为：4月31美元，5月13美元，6月27美元，7月截止到今日6美元！

在1935年9月期的《圣经研究》中，有如下这则短讯：“本刊发行量减少，我们为此大伤脑筋。许多曾喜爱本刊的读者也不再订阅，颇多老读者已故去，但无新读者补充进来。诸位可否把本刊介绍给可能认同本刊的信徒？”在那时，《圣经研究》已濒临停刊边缘。1935年12月，宾克写道：“很少人与我们合作，在信徒中推广本刊。若我们因缺乏支持，被迫停刊，有多少人会真的感到遗憾？又有多少人在竭尽所能，避免此事发生？”1936年1月，宾克搬到霍夫，那时他又写道：“我们发现，要找到足够多感兴趣的读者，好能继续发行本刊，这相当困难。”

准确来说，很难确定要维持《圣经研究》的发行，最少需要多少读者。1936年3月，在给布莱克本的信中，宾克说：“近来，本刊收到大量捐赠（我们的需要得到了供应，感谢上帝），但读者仍不到900人！”到1938年，杂志读者人数跌至历史最低点。宾克在《圣经研究》上说：“读者人数的减少常让我们感到灰心，但对现有读者，我们表示感激。正是为了少量真正感兴趣的读者，我们才艰难前行。”下一年的情况更差，读者继续减少，少了近70位：“1939年，本刊发行量继续显著下滑，但为了少部分真正认同本刊的读者，我们希望能有足够的读者，好能在下一年继续…”

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不知怎么做到的。在1940年代初，《圣经研究》大约有700位读者。其中100位还是来自澳大利亚，最多的是美国，“有200多位”。直到二战后，英国读者才超过这个数。除此之外，在全部读者中，总是只有一部分人寄来奉献。这么多年来，真正热心的读者可能也就比一百人多点！1948年，宾克写道：“要不是有一百多位读者每年寄来捐赠，让我们能给他们多寄一本，几年前我们就早已被迫停刊了。”

要想从《圣经研究》或宾克信件中收集这些读者人数，这绝非易事，因宾克极少提及于此。要是脱离上下文，单看上文引用的宾克这些话，会让人误以为，作为编辑，宾克喜欢抱怨，但事实绝非如此。只是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而且主要为寻求代祷时，宾克才会提及所遭遇的困难。宾克极其厌恶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募捐。但我们需要列出上述引文，因这表明，尽管宾克逐渐相信，他现在全部的公共事工呼召是从事文字事工，从当时情况来看，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容易！要是只看当时《圣经研究》的发行情形，他绝不可能做出这一决定。因此倒不如说，他记得传道书11章中的命令，当将粮食“撒在水面”，这章也警告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传11:4）。纵观《圣经研究》的历史，归根结底来说，这项事工是出自信心。正如他在1937年所写：

事实上，我们的读者人数勉强让我们“入能敷出”，继续经营，过去现在皆如此……我们经营本刊的经历难道不是跟每位信徒读者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如出一辙吗？上帝如此安排，正是为了让“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而不凭眼见”。⁶

薇拉承担了《圣经研究》发行的大量工作，她也持有同样的信心。在给伊芙琳·格林的信中，她写道：

对我和宾克，读者减少是一个巨大试炼。但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交托给祂，任祂旨意而行，不再像以前那样，或为其担忧，或受其打击，为此我们感谢上帝。很抱歉，我们如此软弱，会为此事担忧，但当所有的门都关上时，再想到《圣经研究》也会停刊，我们就觉得很难过。⁷

在两年后给伊芙琳·格林的信里，薇拉又说起《圣经研究》这项事工：

在迄今为止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上帝恩待了我们。祂供给我们一切所需，好能进行这项不属任何教派、宗派或“大人物”，也不被他们承认的事工。就算只讲述一部分祂对我们的引导，也能写好多。“在人不能的，在神却能”，这寥寥数语已达我意，胜过一本书。所有的赞美都归于祂！⁸

有件事很明显是上帝对宾克夫妇的带领。除了每月发行的散装本，宾克每年年底会发行数量相当有限的合订本。1936年，他告诉读者，邮寄12个月的散装本要花3先令6便士，合1美元，而合订本要花4先令。由于散装本都没封面，许多不久后定已不复存在，因此在后来，《圣经研究》能发挥持久的影响，合订本居功至伟。后来，甚至合订本也变得非常稀少，因每年过后，宾克自己也无存货。

* * * * * *

在这里，要说一些关于《圣经研究》的事。直到停刊为止，《圣经研究》一直保持着1930年代的出版风格。

宾克在澳大利亚时，《圣经研究》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讲章。后来，这部分内容去掉了，也不再刊登其他基督徒作品的长篇摘要，改为刊登宾克自己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立场平衡，主题多样。刊首是一篇简短的评论，针对某一属灵话题，如祷告、舍己和信心，接下来往往是释经系列。1928年1月至1938年7月是《希伯来书》，之后是登山宝训，其他还有大卫生平（1932年1月至1939年12月），以及以利亚（1940年1月至1942年12月）。与此同时，也总会有一些跟属灵实践和品格更直接相关的文章，以及教义性的系列文章，涉及诸如人的败坏、圣徒保守、称义和成圣等主题。

在1930年代，《圣经研究》内容的标准无疑高于创办最初的八年，若非全职，无论对宾克或其他任何人，维持这一标准都委实不可能。1930年代，《圣经研究》读者减少，但宾克从不认为，是杂志水准变低之故。他相信，是因他更有分辨力、更合乎圣经，从而流失了一些读者，这点他是对的。反对时代论的文章无疑使他失去了一些读者，他坚持强调合乎圣经的敬虔，以及严肃的基督徒生活，也同样如此。1945年，他写道：

过去20年中，我们或许失去了几百位读者，皆因我们竭力展现圣洁之标准，这极不受欢迎、招人不快。在此邪恶时代，大部分宣信基督徒只想听“吉言”，厌烦探究良心、斥责世俗和谴责属肉体之言。⁹

与此同时，当时许多人宣称每天过着“得胜的基督徒生活”，而宾克并未夸大基督徒的灵性差别，这方面他起了很大作用。他既反对“全然成圣论（perfectionism）”，也反对任何类型的“无能为力论（defeatism）”。与此同时，他以清教徒为例，向读者展现了基督徒生活的高标准。他写道：

上帝最好的儿女（要是有！）常会有不信和爱心冷淡。头一天，他们真诚立志行善，但第二天发现，热情已有所减退，他们的喜好是如此变化无常。这一刻还满怀希望，下一刻却感到沮丧；这一刻唱诗赞美上帝，下一刻便偃旗息鼓；这一刻谨遵上帝诫命，下一刻却误入歧途。与其说外在环境变了，不如说他们自己变了！有些人在一个场合荣耀上帝，另一个场合却使祂蒙羞。上帝使他们降卑时，他们行为得当；但要是被高举，就烦躁不安。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在顺境时谨言慎行，在逆境时却满腹怨言。¹⁰

1939年，关于撒下23:5中大卫的遗言，宾克再次写道：

接近人生终点时，大卫不但想到，他起初出身卑微，上帝的恩典高举了他，使他有今日之地位，还回顾他曾犯下的罪，为他的失败恸哭，为他对上帝良善作出的卑劣回应而难过。这是敬虔之人的共同经历：他们在旷野前行时，备受试炼磨砺，行过深渊，经历过诸多剧烈冲突，在信仰上常有困惑。

最后，因一些最亲近之人未蒙上帝恩典，他们通常为此难过，并惊呼：“尽管我的家在上帝面前并非如此”。¹¹

如前文所说，宾克《圣经研究》事工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他虽历经坎坷，但并未在杂志文章中流露出来。在那时人们会以为，宾克饱受试炼失望，文章也会蒙上一层阴郁之气，如他偶尔在几封私人邮件所流露那样，但事实远非如此。比如在1930年，我们发现他如此写道：

主恩待我们，不吝托付此项事工。就算拿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之位交换，我们也不干。因出于上帝之恩典，赢得属世声名绝无法与我们所做之事相比。我们受万王之王差遣，得此蒙福特权，服侍同为基督后裔之人。我们在播撒能收获永恒之种，圣灵月复一月，填满我们所挎之篮。我们虽殚精竭虑，恒久持守此文字事工，但从未感到厌倦。上帝永恒之道有神奇能力，能赋人生命活力。“祂的草地常青”（诗23:2），永远新鲜；祂的井水沁人心脾，永不枯竭。

1934年12月，宾克在切尔滕纳姆，那是他1930年代最困难之时。尽管如此，我们注意到，他不仅保持了杂志水准，使读者不易察觉他内心的争战，而且在第二年，开始撰写他水准最高的两个系列文章。他知道，他的职责不是写自身经历，而是教导上帝之道。如上文所引，在12月那个黑暗的一天，宾克给华莱士·尼科尔森写了那封绝望的信。两个月后，他写给科尔曼一家说：

有时，似乎我写关于“成圣”的文章有些自不量力。但我从不过多谈及自己，且出言谨慎，这点就足够了。在12月，我经历了一段非常难熬的时期，对我打击不浅。上帝似乎任由撒旦来攻击我，到现在我还没完全恢复过来。我真希望，这段经历能结出一些果子，好得上帝的称赞。¹²

宾克经历过失败，也从中恢复了过来。他能与诗篇作者同说：“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诗116:6）。宾克在写关于祷告和从基督来的更新时，其实说的正是他亲身经历，因此下笔掷地有声。他的文章绝非生搬硬套，文中显出他新得了亮光与恩典，充满喜乐。尽管没明说，我们在《联合与相交》（Union and Communion）中读到的显然是宾克的亲身经历。比如：

当我们经过死阴的幽谷，单有基督就足够了，这时，只有基督才真正对我们有益：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相信这个真理。上帝为了让我们领悟这点，难道不是煞费苦心？他拿去我们这个，不让我们得到那个，因祂看到，我们的心太看重这些。我们以为，某样东西应该会让我们非常愉悦，对我们有益，觉得不能没有它；要是能得到它，我们觉得定会非常满足。若上帝把它赐给我们，我们难道未曾发现，它并非我们所期？我们异想天开，建造空中楼阁，活在想象的乐园中，结果只能备受失望。通过这些失望，上帝旨在使我们逐渐远离这个世界，并厌恶它，教导我们所有世上之事不过是“虚空，也是捕风”。

哦，我的读者，若我们把万事都交托在基督手中，我们就会得享平安，蒙受祝福。我们需向祂恒久祷告，去除我们任何自我意志，让祂在我们心中动工，能完全顺服祂神圣旨意，并以此为满足。依本性，我们满是烦躁、贪婪和不满——从不满足所拥有的，总是贪求所没有的。但靠上帝恩典，在世上我们虽衣食之外，别无他有，却能活得赛过王子。是的，若我们只在基督里寻求所有满足，就能如此，保罗与西拉、班扬与卢瑟福、以及盖恩夫人的人生之所以与众不同，关键就在于此。他们虽身陷囫囵，其中一些甚至多年，却为何能如此满足喜乐？毫无疑问，上帝喜悦他们，给了他们加倍的恩典和安慰，但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的心完全被基督所占据。¹³

无论经历是喜是悲，宾克都以基督为中心，在他笔下，基督徒生活并非阴郁乏味。写到经文“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太11:30）时,他说：

我们不能说，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如晴空万里，只有祝福，但我们下笔须谨慎，以免让人以为，信徒之境遇毫不令人羡慕，在今世，比非信徒相差甚远。不，绝非如此！若基督徒殷勤使用上帝命定蒙恩之道，支取他在基督里的丰富，操练每日与祂相交，行在祂命令中，他将拥有出人意外的平安，经历世人所不知的喜乐。他或许不受世界喜爱，魔鬼也来攻击他，但他良心得满足，不受定罪，感觉上帝以笑脸迎他，与他有甜美交通，确信能在所爱救主面前得享永恒祝福，这些回报就已足够。因此就算可能，让他做身居豪宅的百万富翁，或皇宫中的国王，但不认识基督，他也不干。¹⁴

宾克确实偶尔会跟密友说起，“他们的心就如铁砧”，这些文章是如何“在其上锤炼出来”的。¹⁵1941年8月10日给科尔曼一家的信中就有一例，当时他刚写完一篇关于以利亚在罗腾树下（王上19:4）的文章，接着就写了这封信：

在我基督徒生活中，今天第一次在“罗藤树”下度过了快乐的几小时。我承认，在不同时期，我在那里有过一些最不愉快的时光。但今天完全不同，在准备一篇相关文章时，占据我的是主的爱与恩典，而非先知的沮丧。圣经真是一本奇妙的书！无论处在何种境遇，都有正好适合我们的经文：无论遭遇什么，在山顶欢呼，或在绝望沼中惊慌失措，都能在其中找到上帝的仆人，经历与我们完全一样。

* * * * * *

宾克生性志向远大，成为基督徒后，虽然志向为之改变，但因他的影响显然有限，而许多同龄人此时都已处在人生巅峰，因此他有时会感到沮丧。每个基督徒都会骄傲，魔鬼知道如何利用这点。即使最敬虔之人也不免受到试探，过于看重自己。宾克长期向上帝祷告，愿《圣经研究》有更多读者，产生更大影响，但似乎并未得到回应。他以信心为盾牌，愈发谦卑，以抵挡这一试探。¹⁶他愈加明白，这项事工虽看似不大，但重要性并不由他衡量。在这方面，他常向他人引用如下这段话，表明他所看重的：

但宾克之所以想服侍更多人，是因只有很少人想更深理解圣经，这是他心里的负担。如此多基督徒在信仰中挣扎，却得不到喂养，这让他感到难过。一次，他把自身感受跟保罗的感受相对比，说出了这点：“保罗在雅典时，看到城里满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当我们看到，许多人对圣经既不在意，也无敬畏，结果是他们的内心和生活深受其害，我们大为震惊。我们相信，这是圣洁的义怒。’¹⁷正因这种想法，他祷告能有更多读者。我们已看到，这个祷告未蒙上帝应允，或至少刚开始如此。其实在宾克意识到之前，上帝对该祷告的回应就已现端倪。他在1947年8月写道：

上帝以奥秘的方式施行奇事，而我们目光短浅，决难与之相比，难道不是如此？多年来，我们祷告上帝，愿祂“扩张我们的境界”（代上4:10），使更多饥饿的灵魂能与我们共同分享一些祂恩典奇妙的丰富。但跟20年前相比，本刊发行量非但没增加，反而大幅减少。这让我们感到不解，也使我们得到操练，因所有其他关于本刊的祷告都显然蒙祂应允。直到最近，我们才清楚意识到，祂行事确非我们所能测度。

宾克接下来给出的解释是，据他所知，《圣经研究》上的文章对传道人愈加有帮助。一位读者向他表达了这点，并说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上帝为了祂的荣耀，从中干预。我们很高兴得知，祂使你间接从事讲道事工，这是我们最没想到的。你的文章被有力宣讲，使人大得祝福。”宾克写道：“通过给其他播种者提供种子，我们的付出因而事半功倍。通过许多牧师的讲道，我们的文章传到了数以千计未读过本刊之人。现在，有一百多位传道人使用本刊，我们的代祷者得知后定会很高兴！”

事实上，通过阅读《圣经研究》的牧者，宾克事工的范围得以扩大，产生影响之深远，远超他所知。保罗·塔克（Paul Tucker）就是一例，他后来在东伦敦会幕教堂（East London Tabernacle）等处事工影响巨大。他曾记载了钟马田博士1945年给他的建议：

他跟我说到事工，并说我若受呼召成为牧师，他会如此建议我：“不要浪费时间读巴特（Barth）和布伦纳（Brunner）的书，这对你讲道毫无帮助，去读宾克的。”那时，宾克作品的发行量有限，因此远在今日宾克大为流行之前，我就接触到了《圣经研究》。我非常感激钟马田博士的建议。¹⁸

钟马田之所以推荐宾克，是因他自己定期阅读《圣经研究》。除了保罗·塔克，钟马田也建议过其他人。在1946年10月2日写给一位读者的信中，宾克写道：“是爱普索姆（Epsom Downs）的道格拉斯·约翰逊先生和伊灵（Ealing）的钟马田先生，把《圣经研究》介绍给你的”。显然，宾克不认识约翰逊和钟马田。约翰逊博士（1904-1991）是校园团契（Inter-Varsity）¹⁹的创建者和领袖，颇具影响力。在那时，英格兰的基督教正重新开始看重教义，钟马田博士处在这场复兴的中心。四年后的1949年，钟马田时任威斯敏斯特教堂牧师，当他正处在一次短暂的属灵低潮中时，正是在读宾克的一篇讲章时，属灵的帮助“仿佛一束光”从天而降。²⁰

钟马田与宾克无任何私交。²¹正是因着信，宾克开始看到，上帝的目标更大。他未料到，在他去世后的20年里，世界上会有好几千位传道人读他的著作。在那时，他看到教会中有太多肤浅的不信和世俗，但他已开始相信，这些必将过去。宾克曾认为，除了“这个时代的结束”，别的无可期待，但现在已不这么看；与此相反，我们发现他说道：

在上帝所定的时间，当祂的审判结束，圣灵会再来，此时教会已得洁净，在其中再次见证上帝。²²

在《救主的再临》（Redeemer’s Return）一书中，宾克对地上教会的将来极悲观，这与他后期作品中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比如在评论以利亚的沮丧时，他劝告传道人要记得，上帝的旨意“不但包括今日，也包括将来！至高者不受限于哪个人。以利亚以为，所有事工要他一人来做……在上帝安排的地方尽责：开荒撒种，尽管当时没收获，但或许会有哪个以利沙来接替你，最后欢呼收割，这谁能知道呢？”²³

无论如何，《圣经研究》的事工显然向我们展示了所有做真见证之人一生遵循的原则：“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林后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