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宾克论上帝的主权

如上文所述，正是因反对阿米念主义，宾克遭到孤立，特别是在寻找公共事工机会的那段时间。他寻求牧职无果，这与《上帝的主权》（1918年）这本书有很大关系。但他去世后，加尔文主义神学经历了一次大复兴，他的多部著作对此次复兴起了很大作用。正是由于重新发现了上帝恩典的主权，再次确信基督救赎之工永不失落，人们开始喜欢读宾克的书。于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翻转发生了：一度被普遍拒绝的真理如今大受欢迎，宾克生前那些流行的基督教作品淡出人们视野，宾克的书变得广为人知。

据说，到1982年，宗德文出版社（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每年能稳定卖出一千五到两千册宾克的《约翰福音注释》。在那时，贝克书屋已出版了22本宾克的书，总销量近35万册。¹真理旌旗出版社出的《伊利亚生平》和《开卷有益》也取得了同样成功。但在他所有书中，《上帝的主权》对改变年轻一代基督徒思想起的作用最大。真理旌旗出版社于1961年再版，到目前为止，加上各种外文译本，已售出17.7万多册。

宾克并不以加尔文主义者自居，也不认为基督徒必须认信加尔文主义。但他确实相信，跟其他真理相比，通常与加尔文主义相关的真理都更重要。关于这点，在《上帝的主权》一书中，宾克给出了理由。1961年，真理旌旗出版社出《上帝的主权》一书时，做了修订，书的内容与1918年的第一版不完全相同，这个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我们之前说过，宾克在1921年对1918年的版本做了一次修订。²然而在1929年，宾克在肯塔基州莫顿斯加普时，又对此书做了修订。在1929年版前言中，宾克写道：“在过去十年里，上帝乐意让我们对圣经某些方面有了进一步理解，根据这些理解，我们修订了一些释经类的书。但我们很感恩上帝，不需要修订任何我们出的教义类书籍。”³在阅读下文时，读者要记住这些日期。

我们无从得知，宾克在1929年这版里做了多大修改。因为从那时起，这个版本重印了多次，我们未找到前两版，无法进行比较。但可以肯定，随着他对加尔文主义理解的成熟，要是1929年后再做修订，改动会更大。从1930年代起，他频繁提到极端加尔文主义，对其强烈批判。⁴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典型教导是，听到福音之人并无责任信靠基督，以致得救。宾克逐渐发现，在1929年版《上帝的主权》一书中，关于人的责任，他的教导有缺陷。

他当时的缺陷在于术语使用上的混淆，而这影响了他全部的论证。在那时，基督教神学界几乎普遍认为,人的责任意味着人有自由选择道德的能力，即人并非无自主选择能力的机器。但在1929年，宾克否定“人拥有自由选择道德的能力”（第171、175、177、282页等。），⁵很显然，他认为，人因堕落而丧失了这种能力。他写道：“严格来说，只有两个人完全具有这种能力，也就是首先的亚当与末后的亚当”（第303页）。这必然意味着，罪免去或至少削弱了人的道德责任，因为“人没有自由选择道德的能力”。宾克这么说，是为了捍卫如下圣经真理：人在堕落后，灵性是死的，不靠恩典，就无法遵行上帝的诫命。但没有哪个改革宗信条在论到人的无能为力（inability）时，会跟人的自由选择能力混为一谈。关于什么促成了人的选择，改革宗有自己独特的看法。⁶

这并不是说，在1929年时，宾克没有意识到要指出，人有责任遵行上帝的诫命。与此相反，在《上帝的主权》1929年修订版里，宾克保留了《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责任》这章，就是为了回答“为何人即使做不到，也要为之负责”这个问题。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引入了一个理论，认为能藉此解开这个神学上的“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译注：指难解之谜）。这个理论就是：“圣经中明确区分自然能力的缺失与道德能力的缺失”（第188页）。有了这个区别，就可以说，瞎子巴底买缺乏的是“自然能力”——他眼睛看不见——而人普遍缺乏的是“道德能力”，并不是因为人少了哪个器官，而是因为内心败坏。因此，宾克说：“人有自然能力，因此要向上帝负责”（第191页）。

未归信之人有相应的自然能力，因此要为有能力做却未做之事负责，比如：读经、使用蒙恩之道、向上帝倾诉自己能力的缺乏等等。“人的责任来源于自然能力”（第200页）。宾克想藉此阐明，上帝完全没有强人所难，让人做力所不能及之事，比如信靠基督，从而人的责任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但在书里，宾克却也写了如下这句话：“上帝要求，凡听到福音的罪人，都应当相信（约一3:23）。因此，每个罪人都应当悔改信主”（第195页），这跟上文所说的矛盾。

在1929年修订版里，宾克增加了上面引用的这句话，他可能没意识到，这跟他之前说的责任源于“自然能力”背道而驰。这个神学上的“戈尔迪之结”当然没解开。更奇怪的是，1929年修订版里，仍然保留了他早期对能力的解释。而就在两年前，第一次接触到极端加尔文主义时，他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对福音的责任》，发表于《圣经研究》。在文中，他明确表示，上帝对人的要求不依赖于人的“自然能力”，这种说法是对的⁷。他写道：

有些人说，未重生之人是死的，因此很清楚，他们没有任何责任。这种说法显然不对……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喜欢问：“有哪个明智之人会去墓地，让坟墓里的死人出来？因此，为什么要让死在罪中之人来就基督？这些人同样没有能力回应。”这样的问题恰恰暴露了提问者的无知。坟墓中的死人没有能力犯罪，这与罪人是不同的！死人没有能力“藐视和厌弃”基督（赛53:3），没有能力“抗拒圣灵”（徒7:51），没有能力拒绝福音（帖后1:8）；但罪人有这个能力，而且也确实如此行！……上帝的命令超出了人的能力。我们或许不理解，但就是如此……福音中包含上帝的命令，凡听到之人，都当遵行。⁸

在之后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中，宾克承认，关于人的责任，《上帝的主权》1929年修订版里的观点不成熟，并非他最终看法。1940年，宾克发表了论《人的无能》系列文章，在其中，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必须坚持人有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能力，没再区分人自然能力与道德能力的缺失。⁹他开始承认，人的自由选择与上帝掌管万事都是圣经阐述的事实。“如果不想否定圣经中的真理，我们就得同时相信这两件事：上帝预定万事，但并不为人的罪行负责，人的罪行完全由自己负责。上帝的旨意绝不影响人的道德选择，既不强迫也不阻碍人的意志。”“上帝对人的处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但绝不影响人道德上的自由选择能力。对于人类有限的头脑来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可能令人费解，但又确是事实。”“人类虽然堕落，但并未失去自由意志和道德上自由选择的能力。”¹⁰

这点对正确理解圣经中关于归信的教义至关重要。在《上帝的主权》1929年修订版中，宾克的文字表明，归信时若需要人意志的作为，似乎就会否定上帝恩典的必要性，因此他提到上帝“强迫”使人顺服。他不愿接受“人有能力接受或拒绝基督”（第169页）这种说法。宾克预料到，人们可能会拿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的“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译注：书24:15）作为反驳，因此引用罗3:11“没有寻求神的”作为回应，这似乎是说，约书亚那节经文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因为“上帝的话不会自相矛盾”（第157页）。¹¹

与此相应，1929年版《上帝的主权》中也没提到，人们在接受福音时，并非出于完全的自由选择。与极端加尔文主义者（hyper-Calvinist）一样，他当时仍不接受，福音是来自基督的“邀请（offer）”。他说“福音不是被传道贩子四处传播的‘邀请’”（第257页）。”与此相反，他认为福音主要是一种见证——“不只是邀请，而是宣告。”传福音是在陈述一些事实，在此过程中，上帝的选民会生发信心，同时上帝也“许可”，福音也会传到未被拣选之人的耳中。

但就算在1929年版《上帝的主权》付梓之时，宾克的想法也在发生变化。或许上文提到的部分修订工作完成于前一年。不管怎么说，1929年的《圣经研究》刊登了一篇题为《接受基督》（Accepting Christ）的文章，其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呼召人们“接受基督”的做法是合理的，在传讲福音后，当然会要求听众“接受”基督为救主：“论到我们的救主，经上记着说，祂为耶路撒冷哭泣，因为那里的人不来就近祂。基督并不是无情的宿命论者。那位向外邦人传道的伟大使徒写道：‘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林后5:11）。传道人弟兄，你是这么做的吗？”¹²

到1936年，宾克详细而鲜明地指出了极端加尔文主义者的错误，尤其是他们否认“凡听到福音之人，都责无旁贷，当信靠基督”¹³的观点。现在，他不再像先前那样试图解释，而是引用了约翰·牛顿的一个告诫：

我们要时刻记得圣经中上帝的计划和做事方式，不可有丝毫理解上的偏差，否则，就可能为了人为保持理解上的“一致性”，限制我们的想法，大大妨碍事工的果效。关于人自由的本质，以及上帝在人心中的动工，我们可能会做“精妙的推理”，从而使听众困惑，所以最好别讲这些。¹⁴

宾克早年确信，关于人的责任，能找到“一个简单且令人满意的结论”，现在他的看法大为不同。相反，他告诫道：“如果根据人的推理，我们必然认为，不应当劝诫未重生之人转向上帝，来到基督面前，因为这毫无用处……但上帝的事超越人类的理性。”¹⁵

到1930年代，宾克更清楚认识到，极端加尔文主义是如何阻止了对福音的诚挚宣讲。“极端加尔文主义断然否定，福音呼召未得救之人与上帝和好，认为在罪得赦免上，上帝不需要人做任何事情。”¹⁶然而，真正的布道必须敦促所有听众对福音做出回应：“福音布道家所传的信息是：人只要按福音中所说的接受基督，信靠基督，就能得救……在一定条件下，上帝愿意接纳罪人，但前提是罪人接受这些条件。”¹⁷“凡相信基督之人，都可从福音中得生命。根据律法，堕落之人无法得到这生命；但在福音里，上帝白白赐下了这个礼物。”¹⁸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宾克写道：“福音是上帝白白赐予的，如同空气。提前1:15让我们敢放胆告诉死牢里的杀人犯，只要他愿意接受基督，就能得救……之所以邀请所有的罪人来信福音，既不是因为上帝的拣选，也不是因为基督的代赎，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有需要对白白的福音做出回应。”福音说的是，基督为罪人（不是“被拣选的罪人”）而死，而且福音也提到了人的责任。”¹⁹

以上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文字表明，1929年后，宾克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那之后，他明确批判如下的错误看法，也是他之前的看法：“有太多加尔文主义者热衷于批判阿米念主义关于人自由意志的看法，但这么做的同时，也否定了人在道德上有自由选择的能力。”²⁰他开始认为，基督徒可以一方面相信上帝的主权，一方面高唱

同样，在之前提过与哈罗德·布拉德肖的通信中，宾克坚决捍卫“赐下”（offer）这一措辞，反对福音标准信仰告白（Gospel Standard Article）中否定“福音毫无分别地赐给所有人”的观点²¹。宾克在信中写道：

我认为福音标准信仰告白第29条不好，实在毫无意义。在希腊语里，传福音（euaggelizo）的意思是“宣布好消息”。但若不是宣告一位全能的救主，让他们接受（“是可信的”：提前1:15），若不是上帝白白的“恩赐”，对罪人而言，能有什么“好消息”？再说，若不是先“赐下”，又何谈拒绝？然而赛53:3说犹太人“拒绝”了基督，太21:42和约12:48也如此说。²²

前面引用过宾克1936年《信靠的责任》一文，其中给出了一些信息，从中可以得知促成他想法改变的原因。除了研读圣经，宾克也读了更多改教家和清教徒的著作，从中得到如下结论：在这件事上，一些18世纪基督徒背离了“先前诸多杰出圣徒”的教导。为了证明这点，宾克旁征博引，最先引用的是加尔文这句话：“上帝的怜悯平等赐给了每个人，无论信徒或非信徒。”

宾克认为，18世纪教义上的偏离是从约翰·吉尔等人开始的，进而影响到了奥古斯都·托普雷狄（Augustus Toplady）和威廉·亨廷顿。他追溯至亨廷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被19世纪的一些严格浸信会和独立教会所接受：

我们认为，加兹比先生（Mr. Gadsby）和之后的菲尔波特先生（Mr. Philpot）未持守改教家和清教徒的立场，而是沿袭了亨廷顿先生的错误，对此，我们常感遗憾。²³

反加尔文主义者会引用经文“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结18:31）为自己辩护，在1929年版《上帝的主权》中，宾克对此的回应仍然是引用奥古斯都·托普雷狄的观点。为了不让人们觉得，上帝为失丧之人的命运悲伤，托普雷狄紧随吉尔，如此注释这段经文：“这里说的‘死亡’并非指属灵或永恒意义的死亡……先知说的是政治意义上的灭亡，指的是以色列国繁荣安定的终结。”²⁴但后来宾克不再认同这种看法。他特别批驳了吉尔的观点，认为他误解了保罗在林后5:20中的话：“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宾克认为，这段经文的字面意思就是保罗的本意。²⁵

很显然，宾克后期的思想日趋成熟，这让我们意识到，有些人不接受宾克的一些教导，不全是因为抵挡真理。如果能像晚年那样，对圣经的理解更平衡，宾克早年对恩典教义的热心定会收效更多。上文提到，在32岁时，宾克认为，未蒙拣选之人“之所以受造，就是为了受诅咒”²⁶，并想把这一看法强加给赫伦丁，赫伦丁不接受是完全正确的。同样，在1921年，宾克与阿利索·马歇尔有过“长时间的对峙”，辩论福音是否是上帝“赐下”（offer）²⁷的，相信到后来，宾克对这一辩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有句名言：“过犹不及”，那时，宾克还未领略到这句话的真谛。但到后来，宾克显然坚信，信徒最有可能接受的真理，往往是圣经中大书特书的那些。

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就是，宾克为何在1929年后没再修订《上帝的主权》一书？原因可能不止一个。首先，市场没有需求。在宾克死后，《上帝的主权》才开始大批量重印。其次，赫伦丁声称拥有此书的版权，宾克跟他不再有来往。直到1949年，宾克去世前的三年，赫伦丁才重印了1929年版的《上帝的主权》。这次重印时，赫伦丁自己写了前言，其中没提到宾克。值得注意的是，宾克在《圣经研究》中对此次重印只字未提。

真理旌旗出版社成立于1957年，那时宾克已去世五年。鉴于他思想的变化，真理旌旗出版社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修订1929年版《上帝的主权》，要么不在英国出版这本书。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美国，1929年版《上帝的主权》仍在继续重印。如果我们也重印，这会歪曲宾克最终的看法。更糟糕的是，这个版本可能会在某些地方强化极端加尔文主义（hyper-Calvinism），而宾克后来意识到，极端加尔文主义会真正威胁到圣经的教导。宾克致力于上帝主权恩典的教导，并为之祈祷，而要复兴这一教义，必不可缺的是传道的热情。

我们虽对《上帝的主权》一书做了一定批判，但并不质疑宾克在这方面的基本看法。上帝有着至高无上的主权，正是因着来自上帝这种主权的恩典，信徒才能得救。上帝对祂子民的爱是特别的、不可战胜的。为了坚持这一真理，宾克在书中否定上帝之爱惠及所有人，也否定上帝不愿一人灭亡。但从加尔文到司布真，许多加尔文主义者都相信，上帝拥有主权，也爱所有人。²⁸相信亚米念主义的基督徒认为，上帝真诚地给所有人提供了救恩，但人们可能会拒绝。笃信圣经的加尔文主义者也信，但信的更多。加尔文主义者相信，上帝拣选了一些人，这些人会接受救恩，同时上帝“许可”其他人“罔顾祂恩慈的呼召，自取灭亡”。²⁹

在1929年版中，宾克还不是这种看法。在说到那位年轻的财主，圣经上说耶稣“爱他”（可10:21），宾克就说，这只能说明，他是“上帝的选民”，但我们对这个人最后的了解是，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对这种解读，宾克给出的唯一依据是，圣经上说，这位年轻的财主“来见”耶稣，因此，下面这个应许就适用于他：“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³⁰

后来我们看到，宾克的解经有了改进，不再以这种方式处理经文。他否定了自己早期一些极端加尔文主义式的解经，比如对结33:11，太23:37和路19:41的解读。在他思想的后期，他更多看到了上帝的爱。因此，当引用“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译注：结33:11）时，他也引用了哀3:33（“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说道：“我们得知，审判是“非常的工……奇异的事”（赛28:21），因上帝更乐意施怜悯。”³¹他不再认为，基督在耶路撒冷为失丧之人哭泣时，这种怜悯只是出自祂的人性，与神性无关。他甚至说到，如之前所看到的：“上帝愿意善待罪人。”

《上帝的主权》1929年版中写道，上帝只爱祂的选民，宾克从未放弃这一看法。对于这点，真理旌旗出版社1961年版做了修订，修订后的观点超越了宾克的看法，这次修订删除了宾克的相关表述，不再说上帝只爱祂的选民。

在宾克那个时代，以人为中心的布道大行其道，宾克旨在表明，上帝在施行拯救时，无需低声下气，先征得罪人的同意。当时的讲道对上帝极其缺乏了解，却能被人接受，这让宾克感到愤慨。“上帝的大爱”拯救罪人，保守罪人，把罪人带进荣耀里，而宾克看到的却是，这种大爱几乎被自由派在教会里宣讲的“上帝之爱”所抹杀。对宾克来说，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他毕生经历唯一的解释，也是他所有的盼望。从1908年起，宾克就开始发自内心吟唱下面这首诗歌，而且会永远吟唱下去：